邯鄲冬至夜思家

　　邯鄲冬至夜思家原文

　　邯鄲驛里逢冬至，抱膝燈前影伴身。

　　想得家中夜深坐，還應說著遠行人。

　　邯鄲冬至夜思家注釋

　　邯鄲：唐縣名，今河北邯鄲市。

　　驛：驛站，客店，古代的傳遞公文，轉運官物或出差官員途中的歇息的地方。

　　冬至：農歷二十四節(jié)氣之一。在十二月下旬，這一天白天最短，夜晚最長。古代冬至有全家團聚的習俗。

　　邯鄲冬至夜思家的詩意/邯鄲冬至夜思家的意思

　　我居住在邯鄲客店(客棧)的時候，正好是農歷冬至。

　　晚上，我抱著雙膝坐在燈前，只有影子與我相伴。

　　我相信，家中的親人今天會相聚到深夜，

　　還應該談論著我這個“遠行人”。

　　邯鄲冬至夜思家賞析

　　題解

　　這首詩寫于貞元二十年(804)歲末，作者任秘書省校書郎，時年三十三歲。“邯鄲”，今屬河北。“冬至”，農歷二十四節(jié)氣之一，約相當于陽歷十二月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。在唐代，冬至是很重要的。這一天，朝廷要放假，民間就更熱鬧了。大家穿新衣，互贈飲食，互致祝賀，一派過節(jié)的景象。白居易寫這首詩時，正宦游在外，夜宿于邯鄲驛舍中。

　　句解

　　邯鄲驛里逢冬至，抱膝燈前影伴身

　　冬至佳節(jié)，在家中和親人一起歡度，才有意思。如今遠在邯鄲的客店里，將怎樣過法呢?只能抱著膝坐在孤燈前，在靜夜中，惟有影子相伴。第一句敘客中度節(jié)，已植“思家”之恨。第二句，“抱膝”二字，活畫出枯坐的神態(tài)。“燈前”二字，既烘染環(huán)境，又點出“夜”，自然引出“影”。而“伴”字，又將“身”和“影”聯(lián)系起來，并賦予“影”以人的感情。“影”與“身”皆抱膝枯坐，其孤寂之感，思家之情，已溢于言表。 以直率質樸的語言，道出了人們常有的一種生活體驗，感情真摯動人。二是構思精巧別致：首先，詩中無一“思”字，只平平敘來，卻處處含著“思”情;其次，寫自己思家，卻從對面著筆，語頗直。“驛”，驛站，古代傳遞公文或出差官員途中歇息的地方。

　　想得家中夜深坐，還應說著遠行人

　　這個冬至佳節(jié)，由于自己離家遠行，家里人一定也過得不快樂。當自己抱膝燈前，想念家人，直想到深夜的時候，家里人大約同樣還沒有睡，坐在燈前，在談論著我這個“遠行人”吧!三、四兩句十分感人，也頗耐人尋味：詩人在思家之時想象出來的那幅情景，卻是家里人如何想念自己。至于“說”了些什么，則給讀者留下了馳騁想象的廣闊天地。每一個人都可以根據(jù)自己的生活體驗，給予補足。

　　評解

　　白居易的五七言絕句，共七百六十五首，約占全部詩作的百分之二十七。本詩是其中早期的一篇佳作，反映了游子思家之情，字里行間流露著濃濃的鄉(xiāng)愁。其佳處，一是以直率質樸的語言，道出了人們常有的一種生活體驗，感情真摯動人。二是構思精巧別致：首先，詩中無一“思”字，只平平敘來，卻處處含著“思”情;其次，寫自己思家，卻運用反向落筆，與王維《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》“遙知兄弟登高處，遍插茱萸少一人”、杜甫《月夜》“今夜鄜州月，閨中只獨看”，有異曲同工之妙。宋人范晞文在《對床夜語》里說：“白樂天‘想得家中夜深坐，還應說著遠行人’，語頗直，不如王建‘家中見月望我歸，正是道上思家時’，有曲折之意。”這議論并不確切。二者各有獨到之處，不必抑此揚彼。

　　邯鄲冬至夜思家的作者—白居易簡介

　　白居易(772—846)，字樂天，號香山居士，下邽(guī)人，唐代詩人。800年(貞元十六年)中進士，歷任盩厔縣尉、左拾遺、東宮贊善大夫、江州司馬、杭州、蘇州刺史、太傅等職。白居易是一位偉大的現(xiàn)實主義詩人。他的詩歌題材廣泛，形式多樣，語言平易通俗。他所寫的《秦中吟》、《新樂府》，敢于針對當權者的弊政，反映人民疾苦，深刻地揭露社會矛盾，他又是中唐新樂府運動的主要倡導人。白居易的敘事詩如《長恨歌》、《琵琶行》，描寫細膩，生動感人，具有獨特的藝術風格，影響極為廣泛。在詩歌創(chuàng)作理論上，他提出“文章合為時而著”，“詩歌合為事而作”的主張。現(xiàn)存詩3000多首，有《白氏長慶集》。

　　白居易的思想，綜合儒、佛、道三家。立身行事，以儒家“達則兼濟天下，窮則獨善其身”。其“兼濟”之志，以儒家仁政為主，也包括黃老之說、管蕭之術和申韓之法;其“獨善”之心，則吸取了老莊的知足、齊物、逍遙觀念和佛家的“解脫”思想。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貶江州司馬為界。白居易不僅留下近三千首詩，還提出一整套詩歌理論。他把詩比作果樹，提出“根情、苗言、華聲、實義”(《與元九書》)的觀點，他認為“情”是詩歌的根本條件，“感人心者莫先乎情”(《與元九書》)，而情感的產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時政。因此，詩歌創(chuàng)作不能離開現(xiàn)實，必須取材于現(xiàn)實生活中的各種事件，反映一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。他繼承了《詩經》以來的比興美刺傳統(tǒng)，重視詩歌的現(xiàn)實內容和社會作用。強調詩歌揭露、批評政治弊端的功能。他在詩歌表現(xiàn)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則。他的這種詩歌理論對于促使詩人正視現(xiàn)實，關心民生疾苦，是有進步意義的。對大歷以來逐漸偏重形式的詩風，亦有針砭作用。但過分強調詩歌創(chuàng)作服從于現(xiàn)實政治的需要，則勢必束縛詩歌的藝術創(chuàng)造和風格的多樣化。

　　晚年官至太子少傅，謚號“文”，世稱白傅、白文公。人稱“詩魔”、“詩王”、“詩豪”、“詩史”等，日本學界則稱白居易為“詩神” 。其實，在唐代對白居易的稱呼是“詩仙”之稱，請看唐宣宗的詩：“綴玉聯(lián)珠六十年，誰教冥路作詩仙?浮云不系名居易，造化無為字樂天。童子解吟長恨曲，胡兒能唱琵琶篇，文章已滿行人耳，一度思卿一愴然。”而李白的“詩仙”是清代文人給予的稱呼。因此，目前學者認為：中國詩壇應該是“一圣”(杜甫)、“二仙”(李白、白居易)。這樣的說法很好:一是唐宣宗皇帝對白居易有“詩仙”的贊譽;二是人們常說的中國唐代三大詩人，即指“李、杜、白”，可見，白居易早已與李、杜齊名;三是宇宙行星以中國歷史文化名人命名者有23位，唐代詩人有兩位，即李白、白居易。李白、白居易一個姓“白”，一個叫“白”，不僅在中國詩壇上齊名，在宇宙行星上也齊名，真是很有緣份!也許正是歷史的安排!